续8
模块6:文明隔阂
上面的问题已经体现出来,而应对的最好方式,就是本土化。
很多人是不喜欢本土化的,觉得破坏了外来理论的纯洁性。但现实是,是否本土化,决定的不是它发展的好不好,而是有没有发展的可能性。
因为大多数人日常看到的,或者说大多数非专业人士可以理解的“外来理论”,本身就是有意无意本土化之后的产物。双方的文明背景就不一样,大家本来就接触不到“原汁原味”的外来理论,即使接触到,也很难用别人的思维方式去理解。
近现代以来,外国的各种思潮非常多,对中国人也产生了很大影响。但比较有意思的是,即便主动学习了这么多年,绝大部分中国人依然是不了解外国人的。
他们并不懂外国人的思考逻辑,也不了解这个思潮的真实内容。基本上,都是抓取几个要素,然后开始想象,构建出来一个符合自己认知的“洋理论”。
究其原因,还是因为文明的差距太大了。
举个大家好理解的例子:一个中国人可以去热爱美国,但他不懂美国的宗教和主流思维方式,也不懂那里社会运行的逻辑。他喜欢的,其实是他根据中国自己的文化,捏出来的一个名叫美国的理想中国。
而尴尬的是,反驳他的人往往也不了解美国,他指责的美国的“黑点”,其实也是中国道德里的黑点,人家美国人自己,不见把这些得当回事的……
更尴尬的是,这个不理解是相互的。美国那边也不了解他们,而且更严重。
跨文明的理解本来就是非常困难的,要大量依靠中间人进行解释和了解。但中间人是不容易控制的。
尤其对于美国来说,他自己的文明水平很低,甚至没有一个成形的内核,只是个粗糙的拼图,连消化都未能完成,还处于类似中国远古时那个状态。说的好听点叫“满天星斗”,说的难听点就是新石器时代的水平。
利用文明的吸引力去招纳中间人,他是做不到的。因为哪怕投靠他的人,依然还是不同族裔、不同文化的一个个群体。外人去那里,只能加入一个族群文化(当然人家要不要另说)黄金时期的美国可能还有个大致的宗教共同认同,但新教本来就很“去中心化”,现代的演变又让这个趋势愈演愈烈,现在也不好说还有没有这个认同。
现在所谓的美国文化,其实不是一个文明,而是个以物质享受为中心,以个人利益为导向的“风气”,算不算个文化都不好说。
物质享受和个人利益当然不是不能提,实际上这也是最直接的吸引手段,但只有这个肯定是不行的。因为现实中,总会有一些很直白的问题:怎么让一群靠鼓吹自私自利招来的人团结起来?怎么让一群能为了钱随时反水的人保持忠诚?这都近乎悖论了……
美国人自己其实都能意识到这个问题,所以对两头吃的人特别敏感。但没办法,这个问题他理论上就没法解决。
其实这是文明间的一个常态,美国人都算做的不错的了(毕竟他真的有钱,而且现代技术让财富更加容易向全世界展示了)。
在面对比自己更成熟的文明时,大家都会遇到这种麻烦。去了解他,自己就会被同化。不去了解他,很多事情就办不好。这个其实是日常……
美国对中国的了解,就长期依赖港台翻译官和大陆逃亡者,而且这些人的能力都极其可疑。倒不是他不能招揽有能力的人,主要问题是,有能力的人他敢重用么?如果重用,那到底谁管谁?
常凯申都能去干涉美国大选(对杜鲁门来说,近乎于收养的野狗没几年就开始试图修改你家房产证,都不止是气人的问题了。当时的美国比现在还是有自尊心的……),邪教跑美国都能成社会主流,这种情况怎么进行管控,怎么控制这些人的野心,而不被喧宾夺主?这也是个无解的问题。
我看有人说,欧美现在无法了解中国,是因为他们和清朝一样,太傲慢了,其实这个想法也是拿中国心态套人家。对中国来说傲慢是坏事,但对美国来说傲慢是不可或缺的。他整个国家就靠着一股“我是神选”的傲慢劲头,才能捏起来。如果连这股傲慢劲都没了,那才麻烦了……
他对中国的了解,最多也就是半懂不懂这个水平。
至于现在的各种理论,新清史其实就是用神罗硬套中国;之前贸易战的时候,是用二德子硬套中国;最近乌克兰打起来了,开始用三德子硬套中国……也就是这种暴力论证的水平。
这才是文明等级差距太大时的正常表现。
所以,现实是,不进行本土化,都不是会不会被接受,或者能不能运行的问题,是大家根本学不懂。
其实仔细想想,就不难发现,近现代引入的西方思想,往往也不怎么西方。因为很多“西方”理论,本身就是当年的引入者,自己修改过的。
像我们上文说的,美国的独li宣言,就是一个经典的修改然后传播的例子。这种“润色、加私活”的手法,在近代屡见不鲜。
所以,这就造成一个尴尬局面:有时候,主动进行本地化的思想流派,反而要更“正宗”。因为他至少是比较专业的“经师”处理过的,认真考虑过如何权衡的问题。
相反,如果一个流派,号称自己“原汁原味”,要大家去直接搬西洋的东西,那可以预见会是个群魔乱舞的场景——所有人都会按自己的寻思,去进行释经,而这些人的立场、学识、文化背景都千差万别。要是能产生一个较为正宗的理论,反而才是怪事。它对于外来文明中精华部分的保存能力,其实还不如前者。
这种事情在如今不少主流流派中都有出现,算是普遍的问题了。
模块7:普世信仰本身的无力与利玛窦难题
刚才说的是文明之间的难以兼容,而问题不止如此。号称居于地域和民族之上的普世信仰,实际上也没有他们自己声称的那么好用。
自古以来,就有很多人试图建立一个基于普世信仰的政权,但天主教会失败了,阿拉伯人也失败了,印度人不知道还有没有戏。苏联的出现一度让很多人认为,随着时代发展和理论进步,这个方向又有希望了,但结果依然证明,大家还是想多了。这种情况下,普世信仰一方,会面对一系列困境。我们可以看个简单的古代例子。
利玛窦当初想来中国传教,为此决定和士大夫们出好关系。由于利玛窦知识渊博,能力出色,还积极学习中国的礼节文化,借助传统词汇和概念来解释教义,还带来了西洋的书籍,很快受到士大夫们的欢迎。
当然,利玛窦的最终目标还是传教,他的这些方式,是用来拉近关系,降低抵触的。但他后来发现,很多对他热情的人,并不是真的想信教。这些人表面上很虔诚,其实就是单纯冲着他的书来的。利玛窦最后甚至故意放慢翻译速度,怕把书翻译完了,大家就全跑了。
所以,接受普世信仰的人,到底想要什么?或者,对中原文明来说,究竟是普世信仰本身重要,还是它带来的东西重要?
这都是让利玛窦一度十分纠结的难题。
而困难还不止于此。
中国有一套自己的礼仪。利玛窦和他所在的耶稣会认为,中国礼仪合乎天主教教义,可以相容,但道明会、方济会认为,中国礼仪和教义冲突,是异端行为。双方彼此争执不休,牵扯到了教义、文化、政治和教派斗争,前后长达数百年,被称为“中国礼仪之争”。
清朝早期,占优势的依然是耶稣会。他们延续利玛窦当时那套标准,称为“利玛窦规矩”。
清朝对传教士也很宽容,不止是因为传教士大多有一技之长,也是因为清朝和法国在数代人的时间里,长期保持着友好的往来。
1688年以来,法国王室派遣了多批有科学素养的传教士去北京,甚至组织起了常设的机构。这些教士基本都认同利玛窦规矩,让双方关系很融洽。
但道明会等组织,认为这些人的行为太异端了,把官司一直打到教宗那里。随着耶稣会逐渐失势,教会开始倾向于相反的意见。
清朝希望保持合作局面。有传教士认为,关键是需要证明,中国礼仪不是偶像崇拜,希望康熙本人来作证,康熙还真给他们写了证明。但天主教会不愿让步,1704年,教宗下令禁止祭祖、祭孔、悼亡等礼仪活动,并派出特使宣布命令。
1705年,教宗特使来到北京。康熙亲自向特使说明情况,说中国的敬天、祭祖等仪式,只是为了表达敬意,和宗教无关。双方多次辩经,还招来肇事的教士,现场解释作证。但尽管清朝说明礼仪关系重大,愿意承认对方的神和自己的天是一个概念,教会依然不愿妥协。
1707年,教宗特使来到南京,单方面宣布了禁令。康熙随即逮捕了特使,命令葡萄牙人把他关在澳门,同时声明,传教士必须遵守“利玛窦规矩”,否则就要被驱逐。
但此时,康熙依然还希望谈判,并且数次派遣传教士,去给教宗说明情况,辩解经义。但教廷依然坚持己见,还扣留了担任清朝代表的法国传教士,康熙又写信求情才放人。
1720年,教宗第二次派特使抵达清廷,康熙再次亲自出面,解释孔子牌位由来等问题。然而这次辩解依然无果而终。1721年(康熙六十年),教廷禁令的正式公文送到康熙手中,康熙这才最后放弃,宣布禁止传教。
不过康熙的禁令并不严格,起码法国人就没什么人管。(从路易十四开始,清朝与法国在百年的时间里,多次互派使团,赠送信件、书籍和礼物。法国传教士直接自豪地声称,“中国重视法国,并将法国远远置于其他欧洲国家之上”)
雍正时代,中国的传教士做了最后一次妥协的努力,耶稣会重新制定了一套变通方法,但这次尝试也很快被教会否决。1742年(乾隆7年),教宗正式下达命令,禁止传教士再就礼仪之类的问题展开讨论,终结了相关议题。
这个争论最后又是怎么结束的呢?
突破口不是在中国,而是在日本。
1932年(昭和7年)5月,日本出了件事:在耶稣会创办的上智大学,一名陆军军官带领一些学生去参拜靖国神厕,其中有信奉天主教的学生,以这是偶像崇拜为由,拒绝行礼。
日本军部对此颇为不满,事件逐渐发酵。10月,得到授意的日本媒体开始大幅报道此事,称“上智大生参拝拒否事件”。
11月,罗马教廷宣布,参拜神社是表达尊重、敬意的仪式,不算偶像崇拜,允许天主教徒参加。禁令在日本失效。
1934年,日本扶持溥仪建立伪满。伪满要求天主教徒也参加祭孔等活动,教会继续让步。
1939年,教宗正式颁布文件,宣布允许祭祖、祭孔等活动。礼仪之争宣告结束。
就这样,康熙雍正没能成功解决的问题,在溥仪手上解决了。
这事儿其实非常嘲讽。理论上,这是一个教义问题,应该通过辩论经义来解决。但当初,康熙等人跟教廷辩经了几十年,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。而日本军部只用了一个月,就把事情摆平了。
从这个普世信仰的裁定者,罗马教廷的角度看,那就是“我辩经辩得过士大夫和传教士,但辩不过日本军部”。
所以,普世信仰的权威性究竟源于什么,依靠什么?如果教义和当地文明冲突,到底应该以谁为主?更进一步地说,以谁为主又是由什么决定的,和教义本身有没有关系?
很多问题,从现实的角度看,是不难解释的。但从普世信仰的角度来说,这些问题,又不能从现实的角度来直接回答,否则就是破坏信仰的权威性。
这一系列关于中国礼仪的问题,包括最开头利玛窦自己遇到的困境,其实都是这种普世信仰虚弱性的体现。我们在此把他们统一叫做“利玛窦难题”。
而且,要知道,天主教已经是现存各类普世信仰里,组织度最高的了。其他那些,经常连个稳定权威都没有,面对这种难题,更加没法应对。这个问题,至今也没见到解决的方法。
这样稍微梳理一下,就有这么多的合法性漏洞和理论上就难以解释的问题。实践中,各种麻烦情况只会更多的。
所以,作为过渡期,现在其实已经算比较稳定的情况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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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面的问题已经体现出来,而应对的最好方式,就是本土化。
很多人是不喜欢本土化的,觉得破坏了外来理论的纯洁性。但现实是,是否本土化,决定的不是它发展的好不好,而是有没有发展的可能性。
因为大多数人日常看到的,或者说大多数非专业人士可以理解的“外来理论”,本身就是有意无意本土化之后的产物。双方的文明背景就不一样,大家本来就接触不到“原汁原味”的外来理论,即使接触到,也很难用别人的思维方式去理解。
近现代以来,外国的各种思潮非常多,对中国人也产生了很大影响。但比较有意思的是,即便主动学习了这么多年,绝大部分中国人依然是不了解外国人的。
他们并不懂外国人的思考逻辑,也不了解这个思潮的真实内容。基本上,都是抓取几个要素,然后开始想象,构建出来一个符合自己认知的“洋理论”。
究其原因,还是因为文明的差距太大了。
举个大家好理解的例子:一个中国人可以去热爱美国,但他不懂美国的宗教和主流思维方式,也不懂那里社会运行的逻辑。他喜欢的,其实是他根据中国自己的文化,捏出来的一个名叫美国的理想中国。
而尴尬的是,反驳他的人往往也不了解美国,他指责的美国的“黑点”,其实也是中国道德里的黑点,人家美国人自己,不见把这些得当回事的……
更尴尬的是,这个不理解是相互的。美国那边也不了解他们,而且更严重。
跨文明的理解本来就是非常困难的,要大量依靠中间人进行解释和了解。但中间人是不容易控制的。
尤其对于美国来说,他自己的文明水平很低,甚至没有一个成形的内核,只是个粗糙的拼图,连消化都未能完成,还处于类似中国远古时那个状态。说的好听点叫“满天星斗”,说的难听点就是新石器时代的水平。
利用文明的吸引力去招纳中间人,他是做不到的。因为哪怕投靠他的人,依然还是不同族裔、不同文化的一个个群体。外人去那里,只能加入一个族群文化(当然人家要不要另说)黄金时期的美国可能还有个大致的宗教共同认同,但新教本来就很“去中心化”,现代的演变又让这个趋势愈演愈烈,现在也不好说还有没有这个认同。
现在所谓的美国文化,其实不是一个文明,而是个以物质享受为中心,以个人利益为导向的“风气”,算不算个文化都不好说。
物质享受和个人利益当然不是不能提,实际上这也是最直接的吸引手段,但只有这个肯定是不行的。因为现实中,总会有一些很直白的问题:怎么让一群靠鼓吹自私自利招来的人团结起来?怎么让一群能为了钱随时反水的人保持忠诚?这都近乎悖论了……
美国人自己其实都能意识到这个问题,所以对两头吃的人特别敏感。但没办法,这个问题他理论上就没法解决。
其实这是文明间的一个常态,美国人都算做的不错的了(毕竟他真的有钱,而且现代技术让财富更加容易向全世界展示了)。
在面对比自己更成熟的文明时,大家都会遇到这种麻烦。去了解他,自己就会被同化。不去了解他,很多事情就办不好。这个其实是日常……
美国对中国的了解,就长期依赖港台翻译官和大陆逃亡者,而且这些人的能力都极其可疑。倒不是他不能招揽有能力的人,主要问题是,有能力的人他敢重用么?如果重用,那到底谁管谁?
常凯申都能去干涉美国大选(对杜鲁门来说,近乎于收养的野狗没几年就开始试图修改你家房产证,都不止是气人的问题了。当时的美国比现在还是有自尊心的……),邪教跑美国都能成社会主流,这种情况怎么进行管控,怎么控制这些人的野心,而不被喧宾夺主?这也是个无解的问题。
我看有人说,欧美现在无法了解中国,是因为他们和清朝一样,太傲慢了,其实这个想法也是拿中国心态套人家。对中国来说傲慢是坏事,但对美国来说傲慢是不可或缺的。他整个国家就靠着一股“我是神选”的傲慢劲头,才能捏起来。如果连这股傲慢劲都没了,那才麻烦了……
他对中国的了解,最多也就是半懂不懂这个水平。
至于现在的各种理论,新清史其实就是用神罗硬套中国;之前贸易战的时候,是用二德子硬套中国;最近乌克兰打起来了,开始用三德子硬套中国……也就是这种暴力论证的水平。
这才是文明等级差距太大时的正常表现。
所以,现实是,不进行本土化,都不是会不会被接受,或者能不能运行的问题,是大家根本学不懂。
其实仔细想想,就不难发现,近现代引入的西方思想,往往也不怎么西方。因为很多“西方”理论,本身就是当年的引入者,自己修改过的。
像我们上文说的,美国的独li宣言,就是一个经典的修改然后传播的例子。这种“润色、加私活”的手法,在近代屡见不鲜。
所以,这就造成一个尴尬局面:有时候,主动进行本地化的思想流派,反而要更“正宗”。因为他至少是比较专业的“经师”处理过的,认真考虑过如何权衡的问题。
相反,如果一个流派,号称自己“原汁原味”,要大家去直接搬西洋的东西,那可以预见会是个群魔乱舞的场景——所有人都会按自己的寻思,去进行释经,而这些人的立场、学识、文化背景都千差万别。要是能产生一个较为正宗的理论,反而才是怪事。它对于外来文明中精华部分的保存能力,其实还不如前者。
这种事情在如今不少主流流派中都有出现,算是普遍的问题了。
模块7:普世信仰本身的无力与利玛窦难题
刚才说的是文明之间的难以兼容,而问题不止如此。号称居于地域和民族之上的普世信仰,实际上也没有他们自己声称的那么好用。
自古以来,就有很多人试图建立一个基于普世信仰的政权,但天主教会失败了,阿拉伯人也失败了,印度人不知道还有没有戏。苏联的出现一度让很多人认为,随着时代发展和理论进步,这个方向又有希望了,但结果依然证明,大家还是想多了。这种情况下,普世信仰一方,会面对一系列困境。我们可以看个简单的古代例子。
利玛窦当初想来中国传教,为此决定和士大夫们出好关系。由于利玛窦知识渊博,能力出色,还积极学习中国的礼节文化,借助传统词汇和概念来解释教义,还带来了西洋的书籍,很快受到士大夫们的欢迎。
当然,利玛窦的最终目标还是传教,他的这些方式,是用来拉近关系,降低抵触的。但他后来发现,很多对他热情的人,并不是真的想信教。这些人表面上很虔诚,其实就是单纯冲着他的书来的。利玛窦最后甚至故意放慢翻译速度,怕把书翻译完了,大家就全跑了。
所以,接受普世信仰的人,到底想要什么?或者,对中原文明来说,究竟是普世信仰本身重要,还是它带来的东西重要?
这都是让利玛窦一度十分纠结的难题。
而困难还不止于此。
中国有一套自己的礼仪。利玛窦和他所在的耶稣会认为,中国礼仪合乎天主教教义,可以相容,但道明会、方济会认为,中国礼仪和教义冲突,是异端行为。双方彼此争执不休,牵扯到了教义、文化、政治和教派斗争,前后长达数百年,被称为“中国礼仪之争”。
清朝早期,占优势的依然是耶稣会。他们延续利玛窦当时那套标准,称为“利玛窦规矩”。
清朝对传教士也很宽容,不止是因为传教士大多有一技之长,也是因为清朝和法国在数代人的时间里,长期保持着友好的往来。
1688年以来,法国王室派遣了多批有科学素养的传教士去北京,甚至组织起了常设的机构。这些教士基本都认同利玛窦规矩,让双方关系很融洽。
但道明会等组织,认为这些人的行为太异端了,把官司一直打到教宗那里。随着耶稣会逐渐失势,教会开始倾向于相反的意见。
清朝希望保持合作局面。有传教士认为,关键是需要证明,中国礼仪不是偶像崇拜,希望康熙本人来作证,康熙还真给他们写了证明。但天主教会不愿让步,1704年,教宗下令禁止祭祖、祭孔、悼亡等礼仪活动,并派出特使宣布命令。
1705年,教宗特使来到北京。康熙亲自向特使说明情况,说中国的敬天、祭祖等仪式,只是为了表达敬意,和宗教无关。双方多次辩经,还招来肇事的教士,现场解释作证。但尽管清朝说明礼仪关系重大,愿意承认对方的神和自己的天是一个概念,教会依然不愿妥协。
1707年,教宗特使来到南京,单方面宣布了禁令。康熙随即逮捕了特使,命令葡萄牙人把他关在澳门,同时声明,传教士必须遵守“利玛窦规矩”,否则就要被驱逐。
但此时,康熙依然还希望谈判,并且数次派遣传教士,去给教宗说明情况,辩解经义。但教廷依然坚持己见,还扣留了担任清朝代表的法国传教士,康熙又写信求情才放人。
1720年,教宗第二次派特使抵达清廷,康熙再次亲自出面,解释孔子牌位由来等问题。然而这次辩解依然无果而终。1721年(康熙六十年),教廷禁令的正式公文送到康熙手中,康熙这才最后放弃,宣布禁止传教。
不过康熙的禁令并不严格,起码法国人就没什么人管。(从路易十四开始,清朝与法国在百年的时间里,多次互派使团,赠送信件、书籍和礼物。法国传教士直接自豪地声称,“中国重视法国,并将法国远远置于其他欧洲国家之上”)
雍正时代,中国的传教士做了最后一次妥协的努力,耶稣会重新制定了一套变通方法,但这次尝试也很快被教会否决。1742年(乾隆7年),教宗正式下达命令,禁止传教士再就礼仪之类的问题展开讨论,终结了相关议题。
这个争论最后又是怎么结束的呢?
突破口不是在中国,而是在日本。
1932年(昭和7年)5月,日本出了件事:在耶稣会创办的上智大学,一名陆军军官带领一些学生去参拜靖国神厕,其中有信奉天主教的学生,以这是偶像崇拜为由,拒绝行礼。
日本军部对此颇为不满,事件逐渐发酵。10月,得到授意的日本媒体开始大幅报道此事,称“上智大生参拝拒否事件”。
11月,罗马教廷宣布,参拜神社是表达尊重、敬意的仪式,不算偶像崇拜,允许天主教徒参加。禁令在日本失效。
1934年,日本扶持溥仪建立伪满。伪满要求天主教徒也参加祭孔等活动,教会继续让步。
1939年,教宗正式颁布文件,宣布允许祭祖、祭孔等活动。礼仪之争宣告结束。
就这样,康熙雍正没能成功解决的问题,在溥仪手上解决了。
这事儿其实非常嘲讽。理论上,这是一个教义问题,应该通过辩论经义来解决。但当初,康熙等人跟教廷辩经了几十年,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。而日本军部只用了一个月,就把事情摆平了。
从这个普世信仰的裁定者,罗马教廷的角度看,那就是“我辩经辩得过士大夫和传教士,但辩不过日本军部”。
所以,普世信仰的权威性究竟源于什么,依靠什么?如果教义和当地文明冲突,到底应该以谁为主?更进一步地说,以谁为主又是由什么决定的,和教义本身有没有关系?
很多问题,从现实的角度看,是不难解释的。但从普世信仰的角度来说,这些问题,又不能从现实的角度来直接回答,否则就是破坏信仰的权威性。
这一系列关于中国礼仪的问题,包括最开头利玛窦自己遇到的困境,其实都是这种普世信仰虚弱性的体现。我们在此把他们统一叫做“利玛窦难题”。
而且,要知道,天主教已经是现存各类普世信仰里,组织度最高的了。其他那些,经常连个稳定权威都没有,面对这种难题,更加没法应对。这个问题,至今也没见到解决的方法。
这样稍微梳理一下,就有这么多的合法性漏洞和理论上就难以解释的问题。实践中,各种麻烦情况只会更多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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