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.高逸崧定律
“子厚,你这次特意先到扬州来向我辞行,应该是想弄清楚一件事吧?”高岳先问了柳宗元此行的目的。
柳宗元起身作揖,然后承认说确实有所困惑。
“是在光州打画经界后,确定了新的税法元额,我指示刺史,趁机将人户税钱往上足足提升了三成,是也不是。”
“是也,原先卫公您曾说过,不愿给淮南百姓增税,可而今......”
“出尔反尔,对不对?”高岳笑着说出柳心中的想法。
韩愈和柳宗元肃然,都不敢开玩笑接高岳的话语。
此刻高岳说到:“本朝自推行杨炎的两税法以来,特别注意‘元额’这个字眼,你们应该都懂,所谓的‘元额’便是设定好的税钱总额,各道各州各县,只要按照分摊到自己的元额,将税钱和斛斗米收足便可以了。另外,两税的元额坦白说绝对不算高,拿我江淮来说,每户人家先前均摊的税钱是一年八贯钱,现在增配了元额,涨到了十贯五百文,而斛斗米呢?平均下来每亩是稻米五升,若是粟米便是八九升;最后便是加征的户部青苗钱,每亩均摊约十八文钱。且诏书明确规定,州县每年所征税钱斛斗,一切依元额为准,不得随年简责。单纯的这样看,是不是只要一户百姓,能耕作三十亩地,生活便能非常殷实,饱饭之余,还能有钱买服食茶酒,能养得起妻子老人,但事实是这样吗?”
说到这里,韩愈和柳宗元都沉默下来。
实际情况是,朝廷每年两税元额并没有变化,可百姓的生活却并无改善,且有的州县,逃亡和摊逃的风气愈演愈烈,这情况是韩愈和柳宗元所共知的。
高岳想对他俩说,这就是著名的黄宗羲定律,也就是每次当封建朝廷统一了税法,百姓在最初段时间得以减轻点负担后,很快就会陷入“官府无加敛之名,百姓却有加敛之实”的怪圈——不过高岳是不会说的,因为他俩根本不认得黄宗羲。
后世,此定律名曰“高逸崧定律”。
“可让朝廷每三年定一次元额,解决摊逃的风气。”韩愈建议。
对此柳宗元也持附和的态度,因为他也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。
高岳笑起来,摇摇头,然后望着长江的远处,那里是水天一线,便指着那条模糊而绵长的线,对两位说:“所谓的元额,就好像是这道线,起起伏伏,但它始终遵循一个规律,那便是‘天’即官府定下这条线,当然争取是越低越好,目的是为了安定人心;而‘水’即百姓能接受这条线,当然是因为他们认为这线是自己应该承受的上限。这道线便是官和百姓共同遵守的底线,即官府口中的‘元额’,也是百姓口中的‘常赋’。杨炎当初推行两税法,也就是将百姓原本承受的杂税,和常赋混配起来,并税改制,并承诺此后永不加额。但可笑的是,没几年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就奏请,两税钱每贯加额二百文,以后绝对会越加越多,即便明里不加,暗中也会以杂税形式来盘剥。每次并税改制,没多久便会催生处新一轮杂税高潮,然后便又是一次并税,周而复始,税负累进,有加无除。所以百姓生活如何能得到改善?最后不是枯水干涸,便是浊浪排空。”
实则高岳在这里,批判矛头所指向的不单单是杨炎的两税法,也是韩柳所不知道的:张居正的一条鞭法,或雍正的摊丁入亩。
目光短浅的人,总认为这些改革有多么大的意义,有多么成功。然而实际上,这些改革的本质都是相同的,那便是企图用简化的程序,将复杂的税,并入国家财政的正额里征收,简化的手段——杨炎是靠铜钱,而张居正是靠白银(1)。
“然则国家一旦定下元额,便丧却了伸缩的弹性。朝廷只能征这么多钱,因为随便加征就丧失了信用。既然元额是固定的,那么所养的官吏数量也就是固定的,可百姓的户口却在不断变化,再加上田地的兼并流转,那么十年后朝廷若再依靠不变的元额,养着数量不变的官吏,去管理不断变化的户口和田产,根本就是力不从心,如果真的如你们所言,每三年就得重新定两税、经界田产,那么就得需要更多的地方财政支用,来扩大官吏队伍,不然何人替你做此麻烦事?地方财政想要达到此目的,就得在元额常赋外,通过增加杂税来行此事。最后就是个真的循环——元额不变便无法扩充官吏去有效征税,而不加征杂税就无法扩充官吏队伍,加征杂税必然使得百姓人户逃亡成风,州县就只能摊逃,即把税转嫁到未逃的人户头上,最后无奈,通过并税方式增加元额,但官府却因此信用丧尽,国计分崩离析,内乱丛生,外寇侵攻,生灵涂炭——韩退之先前所说的大恶,可能就会在这时产生,就算有新的大贤产生,靠着自己的能力和勤勉,维系开国三十年的好局面,很快还是会陷于我方才所说的那个循环里,周而复始,周而复始......是百姓的贫困,周而复始,是百姓的苦难,周而复始!就像是佛家所言的,此真乃,无间地狱也。”
即便韩愈是个志在辟佛排老的,听到高岳所描绘出的“无间地狱”图景,也悚然感到背脊一道森森的凉气不断往上升,加上先前流的热汗,几乎让发髻都冒出烟来,他和柳宗元都懂了高岳所言,但正是因为懂了,才感到无边的绝望。
在循环的“元额税收国度”里,“兴百姓苦,亡百姓苦”真的不是措大故作高深的酸语,儒家最终解决贫苦的途径,只能落实到所谓的节欲上了。另外,国家因为元额税收的僵化,也不可能拿出多余的财力来投入到建设中,只能采取先官先军政策,漕运、水利、道路日益颓败,百姓恒久地处在慢性赤贫化的痛苦里,最后该腐化的腐化,该堕落的堕落,该毁灭的毁灭......
“先贤想过疗救的办法,孔孟的经义,便在于敬天爱人,节用有度,这真的是门‘贫穷的道德’。”高岳语出讥讽,让韩愈难堪极了,可他竟然无法反驳。
他和柳,更迫切想知道,高岳有没有解救的办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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柳宗元起身作揖,然后承认说确实有所困惑。
“是在光州打画经界后,确定了新的税法元额,我指示刺史,趁机将人户税钱往上足足提升了三成,是也不是。”
“是也,原先卫公您曾说过,不愿给淮南百姓增税,可而今......”
“出尔反尔,对不对?”高岳笑着说出柳心中的想法。
韩愈和柳宗元肃然,都不敢开玩笑接高岳的话语。
此刻高岳说到:“本朝自推行杨炎的两税法以来,特别注意‘元额’这个字眼,你们应该都懂,所谓的‘元额’便是设定好的税钱总额,各道各州各县,只要按照分摊到自己的元额,将税钱和斛斗米收足便可以了。另外,两税的元额坦白说绝对不算高,拿我江淮来说,每户人家先前均摊的税钱是一年八贯钱,现在增配了元额,涨到了十贯五百文,而斛斗米呢?平均下来每亩是稻米五升,若是粟米便是八九升;最后便是加征的户部青苗钱,每亩均摊约十八文钱。且诏书明确规定,州县每年所征税钱斛斗,一切依元额为准,不得随年简责。单纯的这样看,是不是只要一户百姓,能耕作三十亩地,生活便能非常殷实,饱饭之余,还能有钱买服食茶酒,能养得起妻子老人,但事实是这样吗?”
说到这里,韩愈和柳宗元都沉默下来。
实际情况是,朝廷每年两税元额并没有变化,可百姓的生活却并无改善,且有的州县,逃亡和摊逃的风气愈演愈烈,这情况是韩愈和柳宗元所共知的。
高岳想对他俩说,这就是著名的黄宗羲定律,也就是每次当封建朝廷统一了税法,百姓在最初段时间得以减轻点负担后,很快就会陷入“官府无加敛之名,百姓却有加敛之实”的怪圈——不过高岳是不会说的,因为他俩根本不认得黄宗羲。
后世,此定律名曰“高逸崧定律”。
“可让朝廷每三年定一次元额,解决摊逃的风气。”韩愈建议。
对此柳宗元也持附和的态度,因为他也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。
高岳笑起来,摇摇头,然后望着长江的远处,那里是水天一线,便指着那条模糊而绵长的线,对两位说:“所谓的元额,就好像是这道线,起起伏伏,但它始终遵循一个规律,那便是‘天’即官府定下这条线,当然争取是越低越好,目的是为了安定人心;而‘水’即百姓能接受这条线,当然是因为他们认为这线是自己应该承受的上限。这道线便是官和百姓共同遵守的底线,即官府口中的‘元额’,也是百姓口中的‘常赋’。杨炎当初推行两税法,也就是将百姓原本承受的杂税,和常赋混配起来,并税改制,并承诺此后永不加额。但可笑的是,没几年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就奏请,两税钱每贯加额二百文,以后绝对会越加越多,即便明里不加,暗中也会以杂税形式来盘剥。每次并税改制,没多久便会催生处新一轮杂税高潮,然后便又是一次并税,周而复始,税负累进,有加无除。所以百姓生活如何能得到改善?最后不是枯水干涸,便是浊浪排空。”
实则高岳在这里,批判矛头所指向的不单单是杨炎的两税法,也是韩柳所不知道的:张居正的一条鞭法,或雍正的摊丁入亩。
目光短浅的人,总认为这些改革有多么大的意义,有多么成功。然而实际上,这些改革的本质都是相同的,那便是企图用简化的程序,将复杂的税,并入国家财政的正额里征收,简化的手段——杨炎是靠铜钱,而张居正是靠白银(1)。
“然则国家一旦定下元额,便丧却了伸缩的弹性。朝廷只能征这么多钱,因为随便加征就丧失了信用。既然元额是固定的,那么所养的官吏数量也就是固定的,可百姓的户口却在不断变化,再加上田地的兼并流转,那么十年后朝廷若再依靠不变的元额,养着数量不变的官吏,去管理不断变化的户口和田产,根本就是力不从心,如果真的如你们所言,每三年就得重新定两税、经界田产,那么就得需要更多的地方财政支用,来扩大官吏队伍,不然何人替你做此麻烦事?地方财政想要达到此目的,就得在元额常赋外,通过增加杂税来行此事。最后就是个真的循环——元额不变便无法扩充官吏去有效征税,而不加征杂税就无法扩充官吏队伍,加征杂税必然使得百姓人户逃亡成风,州县就只能摊逃,即把税转嫁到未逃的人户头上,最后无奈,通过并税方式增加元额,但官府却因此信用丧尽,国计分崩离析,内乱丛生,外寇侵攻,生灵涂炭——韩退之先前所说的大恶,可能就会在这时产生,就算有新的大贤产生,靠着自己的能力和勤勉,维系开国三十年的好局面,很快还是会陷于我方才所说的那个循环里,周而复始,周而复始......是百姓的贫困,周而复始,是百姓的苦难,周而复始!就像是佛家所言的,此真乃,无间地狱也。”
即便韩愈是个志在辟佛排老的,听到高岳所描绘出的“无间地狱”图景,也悚然感到背脊一道森森的凉气不断往上升,加上先前流的热汗,几乎让发髻都冒出烟来,他和柳宗元都懂了高岳所言,但正是因为懂了,才感到无边的绝望。
在循环的“元额税收国度”里,“兴百姓苦,亡百姓苦”真的不是措大故作高深的酸语,儒家最终解决贫苦的途径,只能落实到所谓的节欲上了。另外,国家因为元额税收的僵化,也不可能拿出多余的财力来投入到建设中,只能采取先官先军政策,漕运、水利、道路日益颓败,百姓恒久地处在慢性赤贫化的痛苦里,最后该腐化的腐化,该堕落的堕落,该毁灭的毁灭......
“先贤想过疗救的办法,孔孟的经义,便在于敬天爱人,节用有度,这真的是门‘贫穷的道德’。”高岳语出讥讽,让韩愈难堪极了,可他竟然无法反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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