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.侃侃奏两税
皇帝话语刚落,杨炎口头虽然不说,但内心几乎抓狂。
怎么会这样?
明明我得到的情报,是刘晏会推举杜亚,现在偏偏他剑走偏锋,推举了崔宁这老土山头为御史大夫。
不,不用焦急,我的杀手锏还在后面,于是杨炎定定神,高声说到“臣有事上奏。”
“臣亦有事上奏。”刘晏也说到。
因仆射官位为尊,所以皇帝让刘晏先说。
刘晏便直接说到:“今国家已与西蕃罢战议和,急务乃是于西北、关中屯田积粟,招募流民,增设军队,安抚内迁诸羌,恢复荒残之地,如此西可当西蕃,东可震关东。臣自判度支后,校西北、剑南、山南西道(此为唐王朝西部,原本财政归判度支韩滉管)盐利,略有所得——西北盐利可分为二大池、十三小池,二大池即为安邑、解县二池,年产盐利实钱八十万贯;十三小池,即散布盐、灵、会等州边地盐池,年产盐利实钱有十五六万贯;又有西川、东川、山南西道,所谓的‘三川井盐’,年可得利四十万贯——西北边池盐历来留供泾原、朔方、河东军食用,可不转运;臣愿将二池、三川盐利共一百二十万贯作为羡余,转运入京,进陛下大盈库中。陛下可每年支出三分之一,用于边地屯田,其中尤其于泾州的百里、良原,可设‘原州行在’,大开营田军屯。”
听到刘晏愿将盐利全部送入自己的私藏大盈库当中,李适原本紧绷起来的神经,立刻又有些松动,“看起来刘晏又不像是个韩王党的人,他这番言论应该是处处为朕着想......”
于是李适便问刘晏:“以仆射的看法,谁可去百里屯田?”
“请用泾原节度使段秀实为营田使,总判军屯事;此外高岳曾为段秀实孔目官于泾州屯田,又曾任神策行营粮料判官,如今可委派其挂殿中侍御史的宪衔,再入泾原幕府摄百里县令,并原州行在押蕃落小使、征马使、营田巡官,赐绯银鱼,开军屯,设榷场,抚诸羌,二三年后可获大利。”
“什么!”听到这话,那边的杨炎再也按捺不住,漂亮如墨的须眉不由得戟张起来。
刘晏再度提出在泾州南部析出地盘来设置“原州行在”,这就是在干扰破坏他“要求泾原军直接于潘原、平凉筑城“的计划,因为:这原州行在理论上还归泾原节度使管,它的角色,就是专门以“耕”来辅佐泾原军的“战”的。刘晏的方案便是,先在良原、百里屯齐粮食给养,随后安西、北庭行营有了充裕后勤后,再向西进军潘原、弹筝峡、平凉,最终收复原州。这起码要等二三年后,和我的方案差距太大,有我必定无它,有它可就无我了。
此外,刘晏居然奏请给高岳一系列的职权,将其作为原州行在的实际负责人,这尤其让杨炎无法忍受!
摄百里县令,实际就是掌握整个“原州行在”的行政权;
押蕃落小使,这个“小”看似微末,但实际在泾原一带,招抚党项部落,与西蕃、党项开榷场的权力又全归高岳;
征马使,等于将牧养征调战马的权力也给高岳;
最后,高岳现在也不过区区七品殿中侍御史,还处在”试“的阶段,居然还要皇帝赐予他绯服和银鱼袋——刘晏的理由也十分充足,赐绯银鱼的目的,便是为“壮高岳之威,彰陛下恩德,震边地诸羌”。
不行,如果皇帝答应,那么泾原经营和拓边的功绩,岂不是全归高岳,而他的举荐人又是刘晏,可不会剩一星半点给自己。
更让杨炎无法接受的是,“为什么刘晏和高岳关系如此密切,又是推举高岳岳父,又是奏请高岳为原州行在的营田巡官。可恶!高岳到底是怎么想的,当初难道不是他自己来灞桥驿巴结我的?”
这时原本早已准备得当的杨炎,思绪却越来越混乱,他没想到事情正在起着变化。
而皇帝李适却在认真思考,看起来对刘晏的建言颇感兴趣,杨炎气急攻心,他不再温吞,而是焦灼地将关键的底牌提前打出来:“陛下,请罢废安邑、解县二池、西北六州边池及三川井盐的转运使,并请罢废度支、转运二专使!”
此话一出,便殿上诸位不由得大惊哗然,纷纷将目光转向杨炎。
当然皇帝事先已在某种程度上和杨炎有了默契,他便要求杨炎当众将想法说出来。
杨炎定定神,随后将财政革新的念头滔滔不绝地说了出来:
“我唐昔日赋税主要分三类,租庸调、户税、地税。
租,即课户每丁纳粟二石;
调,蚕桑之乡,课户每丁输绢二丈,麻三斤;
庸,课户每丁每年劳役二十日,遇闰年加二日,如不应役,则需折绢布以代役。
然这租庸调都需要以身丁为本,户税、地税则亦以户部所统版籍为经纬,正所谓军防国计,并仰丁口。
然开天年间玄宗皇帝修道德,以宽御下,户部多年不修版籍之书,丁口转死、课户逃亡、田亩移转、贫富升降皆不知,只以旧书空文为准征税,天下之人,苦不堪言。”
杨炎的意思是,早期唐朝实行的租庸调已不合时宜,原因很简单,这种税的基础在于“丁口”(单)和“课户”(多丁组成的家庭),人丁多就代表税基广,税基广就代表赋税多。不过人丁有个最大的问题,那就是他们都是活的,是会流动的,故而唐政府要千万百计地控制住他们,叫这些人丁及时足量地纳税,法宝是什么?口分田和永业田啊,把政府掌握的田分给人丁们,叫他们在田中耕作,然后将他们登记在户部的版籍上,交完税后剩下的自己吃,田和丁互相对应。
可古今中外的政府,作为统治机构,他们需要用各种权力来维持运作,然后便从这各种权力里衍生出蝗虫般的“特权阶级”来,王公百官、富豪大户,开始利用特权成为“不课口”、“不课户”,“不课”自然即是免税,原本以租庸调为主的税收体系开始崩溃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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怎么会这样?
明明我得到的情报,是刘晏会推举杜亚,现在偏偏他剑走偏锋,推举了崔宁这老土山头为御史大夫。
不,不用焦急,我的杀手锏还在后面,于是杨炎定定神,高声说到“臣有事上奏。”
“臣亦有事上奏。”刘晏也说到。
因仆射官位为尊,所以皇帝让刘晏先说。
刘晏便直接说到:“今国家已与西蕃罢战议和,急务乃是于西北、关中屯田积粟,招募流民,增设军队,安抚内迁诸羌,恢复荒残之地,如此西可当西蕃,东可震关东。臣自判度支后,校西北、剑南、山南西道(此为唐王朝西部,原本财政归判度支韩滉管)盐利,略有所得——西北盐利可分为二大池、十三小池,二大池即为安邑、解县二池,年产盐利实钱八十万贯;十三小池,即散布盐、灵、会等州边地盐池,年产盐利实钱有十五六万贯;又有西川、东川、山南西道,所谓的‘三川井盐’,年可得利四十万贯——西北边池盐历来留供泾原、朔方、河东军食用,可不转运;臣愿将二池、三川盐利共一百二十万贯作为羡余,转运入京,进陛下大盈库中。陛下可每年支出三分之一,用于边地屯田,其中尤其于泾州的百里、良原,可设‘原州行在’,大开营田军屯。”
听到刘晏愿将盐利全部送入自己的私藏大盈库当中,李适原本紧绷起来的神经,立刻又有些松动,“看起来刘晏又不像是个韩王党的人,他这番言论应该是处处为朕着想......”
于是李适便问刘晏:“以仆射的看法,谁可去百里屯田?”
“请用泾原节度使段秀实为营田使,总判军屯事;此外高岳曾为段秀实孔目官于泾州屯田,又曾任神策行营粮料判官,如今可委派其挂殿中侍御史的宪衔,再入泾原幕府摄百里县令,并原州行在押蕃落小使、征马使、营田巡官,赐绯银鱼,开军屯,设榷场,抚诸羌,二三年后可获大利。”
“什么!”听到这话,那边的杨炎再也按捺不住,漂亮如墨的须眉不由得戟张起来。
刘晏再度提出在泾州南部析出地盘来设置“原州行在”,这就是在干扰破坏他“要求泾原军直接于潘原、平凉筑城“的计划,因为:这原州行在理论上还归泾原节度使管,它的角色,就是专门以“耕”来辅佐泾原军的“战”的。刘晏的方案便是,先在良原、百里屯齐粮食给养,随后安西、北庭行营有了充裕后勤后,再向西进军潘原、弹筝峡、平凉,最终收复原州。这起码要等二三年后,和我的方案差距太大,有我必定无它,有它可就无我了。
此外,刘晏居然奏请给高岳一系列的职权,将其作为原州行在的实际负责人,这尤其让杨炎无法忍受!
摄百里县令,实际就是掌握整个“原州行在”的行政权;
押蕃落小使,这个“小”看似微末,但实际在泾原一带,招抚党项部落,与西蕃、党项开榷场的权力又全归高岳;
征马使,等于将牧养征调战马的权力也给高岳;
最后,高岳现在也不过区区七品殿中侍御史,还处在”试“的阶段,居然还要皇帝赐予他绯服和银鱼袋——刘晏的理由也十分充足,赐绯银鱼的目的,便是为“壮高岳之威,彰陛下恩德,震边地诸羌”。
不行,如果皇帝答应,那么泾原经营和拓边的功绩,岂不是全归高岳,而他的举荐人又是刘晏,可不会剩一星半点给自己。
更让杨炎无法接受的是,“为什么刘晏和高岳关系如此密切,又是推举高岳岳父,又是奏请高岳为原州行在的营田巡官。可恶!高岳到底是怎么想的,当初难道不是他自己来灞桥驿巴结我的?”
这时原本早已准备得当的杨炎,思绪却越来越混乱,他没想到事情正在起着变化。
而皇帝李适却在认真思考,看起来对刘晏的建言颇感兴趣,杨炎气急攻心,他不再温吞,而是焦灼地将关键的底牌提前打出来:“陛下,请罢废安邑、解县二池、西北六州边池及三川井盐的转运使,并请罢废度支、转运二专使!”
此话一出,便殿上诸位不由得大惊哗然,纷纷将目光转向杨炎。
当然皇帝事先已在某种程度上和杨炎有了默契,他便要求杨炎当众将想法说出来。
杨炎定定神,随后将财政革新的念头滔滔不绝地说了出来:
“我唐昔日赋税主要分三类,租庸调、户税、地税。
租,即课户每丁纳粟二石;
调,蚕桑之乡,课户每丁输绢二丈,麻三斤;
庸,课户每丁每年劳役二十日,遇闰年加二日,如不应役,则需折绢布以代役。
然这租庸调都需要以身丁为本,户税、地税则亦以户部所统版籍为经纬,正所谓军防国计,并仰丁口。
然开天年间玄宗皇帝修道德,以宽御下,户部多年不修版籍之书,丁口转死、课户逃亡、田亩移转、贫富升降皆不知,只以旧书空文为准征税,天下之人,苦不堪言。”
杨炎的意思是,早期唐朝实行的租庸调已不合时宜,原因很简单,这种税的基础在于“丁口”(单)和“课户”(多丁组成的家庭),人丁多就代表税基广,税基广就代表赋税多。不过人丁有个最大的问题,那就是他们都是活的,是会流动的,故而唐政府要千万百计地控制住他们,叫这些人丁及时足量地纳税,法宝是什么?口分田和永业田啊,把政府掌握的田分给人丁们,叫他们在田中耕作,然后将他们登记在户部的版籍上,交完税后剩下的自己吃,田和丁互相对应。
可古今中外的政府,作为统治机构,他们需要用各种权力来维持运作,然后便从这各种权力里衍生出蝗虫般的“特权阶级”来,王公百官、富豪大户,开始利用特权成为“不课口”、“不课户”,“不课”自然即是免税,原本以租庸调为主的税收体系开始崩溃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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