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6.举贤犯踌躇
这对亲家勾结在一起,原本是各自一个大胆,现在合起来足抵常人七八个胆子。
他们决定直接对皇帝“入手”。
具体策略是,待到朱泚一万贯买马钱到位后,先用这笔钱去买更便宜更多的胡马,而后高岳就负责给皇帝上表章。
表章的核心内容是:于陇州、凤翔、泾州复兴朝廷的马坊,来系饲每年回纥送来的,耗费皇帝大量绢布可在禁苑内园里又养不好的那六千匹战马,当然马坊的掌控权要落在高、韦二人手中。
这样既可减轻禁苑内园的无谓消耗,又可让边军获取大量的良马。
这其实不是缺马不缺马的问题,而是如何把买来的胡马转化为真正战斗力,而不是把它们活活养死养废的思维问题。
计较已定,高岳便告辞了韦皋的家宅,向百里新城而去,开始筹备此事。
同时到了秋季,各地两税里的“上供部分”源源不断地送抵京城。皇帝李适欣喜地发觉,合并课户、不课户,及土著和客户后,给各道、各方镇统一制定纳税标准,百姓民众的负担轻了,朝廷的收入却显著增加了:现在朝廷掌握的两税钱户有三百余万,该年所得钱物总额为三千余万贯,其中按照“三分原则”,留节度和留州的有两千余万贯,送给京师的有九百五十万贯,如加上另外所征来的青苗钱,中央国库所得为一千零八十九万贯;而该年所得的斛斗米,总数为一千六百余万石,其中二百万石送到京师,一千四百万石留存各地。
为什么在钱财方面,中央所得和地方所得比例为1比2,而斛斗米方面却有1比7呢?
除去各地方镇对上缴斛斗米态度不积极外(钱财是身外之物,米粮才是性命根本),更多还是中央考虑到各地随时会出现的水旱灾害,和转运的高额耗费,便把大部分斛斗米留在地方仓库以备赈济救灾所需了。
当然这一千零八十九万贯钱(布帛也折算进去了),还不包括盐利,而是单单的两税钱而已。大历末年,全天下的总财政收入大约是一千二百万贯,其中盐利占据一半,那么朝廷在赋税上的所得也就是六百万贯,故而这两税法一实施,赋税这项急速增长了八成多。
另外,大历年间的赋税所得,是通过残酷的赋敛实现的,现在两税法下民众的负担相对减轻不少,中央所得却增加很大(其实是中央将原本地方的利益给夺来),两税户平均一户承担的税钱也就十贯多一点儿,而之前按照独孤及的统计,他在舒州为刺史时,课税户里哪怕是最低等的,一年也要负担四五十贯钱。
李适非常欣喜,很快白麻宣下,将杨炎进位为中书侍郎。
就在杨炎兴奋非常,准备找机会制桂管的刘晏于死地时,皇帝的另外道白麻也宣下——卢杞,接过了门下侍郎、平章事的位子。
接着在紫宸殿内,李适直接问二位宰相,尚缺位御史大夫、平章事,两位可推举合适的人选。
并且李适还说,为了公正,二位冢宰各自推举二位候选人。
杨炎这时候才发觉,自己实在不适合举贤:他信得过的很难推选出去,能推选出去的他却信不过。
卢杞那派的他不能推举,刘晏那派的他不能推举,崔宁那派的他也不能......
哪怕是颜真卿这样的耿直人,杨炎也不能推举。
究其原因,他得罪的人太多了!
可举贤,却是宰相的基本职责,哪怕是做样子,也得做到位。
此刻杨炎心中有些后悔,这是他和元载间有差距的地方——元载为相时,虽然专权跋扈,但也始终在培养接班人,作为储备力量。
自己就是元载钟意的接班人,但他为相的时间太短,也没有心思着手此事。
曾经有位年轻人,一度入了自己的法眼,可惜的是这年轻人很快就和自己分道扬镳。
紫宸殿当中的杨炎,在这时却感到格外的孤独。
但皇帝的催促不断传入耳朵,逼着他做出表态。
最后杨炎低着头,小声说出两个人选,崔昭和赵惠伯。
其中崔昭为寿州刺史,赵惠伯上次他已推举过了,是河南尹。
说出这两个名字后,杨炎似乎能听到皇帝隐隐的不屑声。
赵惠伯暂且不说,那崔昭以前是犯过贪赃罪的。
而旁边的卢杞,十分镇静从容地也说出两个人选,张镒与严郢。
张镒父亲张齐丘,曾任朔方节度使、御史大夫,张镒本人出身姑苏,是经学世家,为人儒雅清简,资历极深。
至于严郢则是京兆尹,接替黎幹后,因执法威严并且爱民如子,在朝野的声望也非常高。
卢杞的人选,可以说无懈可击。
“二卿所举,都是一时瑜亮,容朕随后思量。”
等到两位宰相退下后,李适坐回书案前,在雪白的御札前提笔,但是还没写出名字,先问了身旁的霍忠唐,“杨炎功大不大?”
霍忠唐不敢胡说,便坦白杨中郎推行两税法,国库一岁内便满盈,不可谓不是大功。
“那杨炎会不会成为元载第二?”皇帝下一个问题,充满了危险的意味。
霍忠唐顿时瞠目结舌,但是看到皇帝的眼神在盯着自己,又不敢不说,最后只能支吾:“元载对陛下亦有定册扶立之功。”
听到霍的回答后,李适意味深长地笑笑,接着说出了这样一句:“朕为太子时,需要元载,可朕为天子后,却不需要元载。难道元载昔日对先睿文圣武皇帝,就没有翦除鱼朝恩的功绩吗?”
“陛下之想,深不可测,非奴所能知也!”霍忠唐此时只能跪下,反复喊着如此的话语。
李适也不再与他多说,而是用笔尖落在御札上,宛转写出“严郢可为御史大夫”的字样,接着就让霍忠唐送去翰林院里,拟出制文。
授严郢为御史大夫制文出来的同时,李适还发出两道敕令,一道是催促中书侍郎杨炎,对山南襄阳的梁崇义发出最后晓谕;另外一道是听从颜真卿先前的奏请,下令在京所有的回纥、胡商在朝廷购入他们驱来的六千匹马后,尽快在蕃官突董、赤心的带领下返归回纥,不得再于京城逗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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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们决定直接对皇帝“入手”。
具体策略是,待到朱泚一万贯买马钱到位后,先用这笔钱去买更便宜更多的胡马,而后高岳就负责给皇帝上表章。
表章的核心内容是:于陇州、凤翔、泾州复兴朝廷的马坊,来系饲每年回纥送来的,耗费皇帝大量绢布可在禁苑内园里又养不好的那六千匹战马,当然马坊的掌控权要落在高、韦二人手中。
这样既可减轻禁苑内园的无谓消耗,又可让边军获取大量的良马。
这其实不是缺马不缺马的问题,而是如何把买来的胡马转化为真正战斗力,而不是把它们活活养死养废的思维问题。
计较已定,高岳便告辞了韦皋的家宅,向百里新城而去,开始筹备此事。
同时到了秋季,各地两税里的“上供部分”源源不断地送抵京城。皇帝李适欣喜地发觉,合并课户、不课户,及土著和客户后,给各道、各方镇统一制定纳税标准,百姓民众的负担轻了,朝廷的收入却显著增加了:现在朝廷掌握的两税钱户有三百余万,该年所得钱物总额为三千余万贯,其中按照“三分原则”,留节度和留州的有两千余万贯,送给京师的有九百五十万贯,如加上另外所征来的青苗钱,中央国库所得为一千零八十九万贯;而该年所得的斛斗米,总数为一千六百余万石,其中二百万石送到京师,一千四百万石留存各地。
为什么在钱财方面,中央所得和地方所得比例为1比2,而斛斗米方面却有1比7呢?
除去各地方镇对上缴斛斗米态度不积极外(钱财是身外之物,米粮才是性命根本),更多还是中央考虑到各地随时会出现的水旱灾害,和转运的高额耗费,便把大部分斛斗米留在地方仓库以备赈济救灾所需了。
当然这一千零八十九万贯钱(布帛也折算进去了),还不包括盐利,而是单单的两税钱而已。大历末年,全天下的总财政收入大约是一千二百万贯,其中盐利占据一半,那么朝廷在赋税上的所得也就是六百万贯,故而这两税法一实施,赋税这项急速增长了八成多。
另外,大历年间的赋税所得,是通过残酷的赋敛实现的,现在两税法下民众的负担相对减轻不少,中央所得却增加很大(其实是中央将原本地方的利益给夺来),两税户平均一户承担的税钱也就十贯多一点儿,而之前按照独孤及的统计,他在舒州为刺史时,课税户里哪怕是最低等的,一年也要负担四五十贯钱。
李适非常欣喜,很快白麻宣下,将杨炎进位为中书侍郎。
就在杨炎兴奋非常,准备找机会制桂管的刘晏于死地时,皇帝的另外道白麻也宣下——卢杞,接过了门下侍郎、平章事的位子。
接着在紫宸殿内,李适直接问二位宰相,尚缺位御史大夫、平章事,两位可推举合适的人选。
并且李适还说,为了公正,二位冢宰各自推举二位候选人。
杨炎这时候才发觉,自己实在不适合举贤:他信得过的很难推选出去,能推选出去的他却信不过。
卢杞那派的他不能推举,刘晏那派的他不能推举,崔宁那派的他也不能......
哪怕是颜真卿这样的耿直人,杨炎也不能推举。
究其原因,他得罪的人太多了!
可举贤,却是宰相的基本职责,哪怕是做样子,也得做到位。
此刻杨炎心中有些后悔,这是他和元载间有差距的地方——元载为相时,虽然专权跋扈,但也始终在培养接班人,作为储备力量。
自己就是元载钟意的接班人,但他为相的时间太短,也没有心思着手此事。
曾经有位年轻人,一度入了自己的法眼,可惜的是这年轻人很快就和自己分道扬镳。
紫宸殿当中的杨炎,在这时却感到格外的孤独。
但皇帝的催促不断传入耳朵,逼着他做出表态。
最后杨炎低着头,小声说出两个人选,崔昭和赵惠伯。
其中崔昭为寿州刺史,赵惠伯上次他已推举过了,是河南尹。
说出这两个名字后,杨炎似乎能听到皇帝隐隐的不屑声。
赵惠伯暂且不说,那崔昭以前是犯过贪赃罪的。
而旁边的卢杞,十分镇静从容地也说出两个人选,张镒与严郢。
张镒父亲张齐丘,曾任朔方节度使、御史大夫,张镒本人出身姑苏,是经学世家,为人儒雅清简,资历极深。
至于严郢则是京兆尹,接替黎幹后,因执法威严并且爱民如子,在朝野的声望也非常高。
卢杞的人选,可以说无懈可击。
“二卿所举,都是一时瑜亮,容朕随后思量。”
等到两位宰相退下后,李适坐回书案前,在雪白的御札前提笔,但是还没写出名字,先问了身旁的霍忠唐,“杨炎功大不大?”
霍忠唐不敢胡说,便坦白杨中郎推行两税法,国库一岁内便满盈,不可谓不是大功。
“那杨炎会不会成为元载第二?”皇帝下一个问题,充满了危险的意味。
霍忠唐顿时瞠目结舌,但是看到皇帝的眼神在盯着自己,又不敢不说,最后只能支吾:“元载对陛下亦有定册扶立之功。”
听到霍的回答后,李适意味深长地笑笑,接着说出了这样一句:“朕为太子时,需要元载,可朕为天子后,却不需要元载。难道元载昔日对先睿文圣武皇帝,就没有翦除鱼朝恩的功绩吗?”
“陛下之想,深不可测,非奴所能知也!”霍忠唐此时只能跪下,反复喊着如此的话语。
李适也不再与他多说,而是用笔尖落在御札上,宛转写出“严郢可为御史大夫”的字样,接着就让霍忠唐送去翰林院里,拟出制文。
授严郢为御史大夫制文出来的同时,李适还发出两道敕令,一道是催促中书侍郎杨炎,对山南襄阳的梁崇义发出最后晓谕;另外一道是听从颜真卿先前的奏请,下令在京所有的回纥、胡商在朝廷购入他们驱来的六千匹马后,尽快在蕃官突董、赤心的带领下返归回纥,不得再于京城逗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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