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.先复四马坊
唐朝的宫廷斗争和牧马一样,从立朝时起就没消停过,当然真正的宫斗可不是像高岳穿越前参与编剧的“宫斗剧”那样,忙着恋爱、撕比、堕胎,说白了谁掌握武装力量谁最终便可胜出,挡路的管他什么格格、阿哥统统去死就可以。
故而在绵延而激烈的斗争当中,禁军(内军,保卫宫城)的力量是越来越膨胀,而基于府兵制的南衙十二卫(外军,保卫皇城)迅速名存实亡化,谁拥有了禁军支持,谁就能在血泊里笑到最后。唐的禁军战斗力,当然是建立在战马上的,所谓飞骑、万骑是也。所以渐渐的,南衙十二卫的“仗马”豢养于“仗内闲厩”里,武后到玄宗时期,禁军的战马则豢养于“仗外闲厩”里,仗内和仗外开始泾渭分明。
闲厩,就是皇室饲马之所。
禁军强大后,皇帝就明白掌握“仗外闲厩”就是掌握禁军的关键,禁军是驻屯在宫廷禁苑里的,故而“仗外闲厩”也始终位于宫内,由皇帝最信任的心腹执掌;“仗内闲厩”备受冷落,饲马的地方也一直在宫外的“跸骝马坊”,慢慢沦为摆设。
也就是仗外闲厩实则在宫内,仗内闲厩反倒在宫外,千万不要被它俩的名字迷惑了。
众所知之唐玄宗之所以能夺取皇位,自然也是得到万骑禁军的支持。他对禁军的宠爱是毋庸置疑的。
宠爱的一个重要表现,就是购买大量胡马,充入“仗外闲厩”里。
为什么要买胡马,而不用河陇监牧的国马呢?
玄宗表面的解释其实有点遮掩,他说国马的数量不足,只能买胡马来补充。可认真起来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,河陇的国马在开元年间尚有二十多万匹,怎么也够供给禁军的吧?
其实原因很简单,胡马毕竟比国马要优秀,就像汉武帝那时候最好的马还是大宛马一个道理。
最好的马,当然要给禁军用!
玄宗是怎么买胡马的呢?除去用布帛外,还狂发给六胡州(同样在河曲,那里居住的大多是九姓胡)“空名告身”,称谁给马三十匹就授游击将军的告身,曾一次性叫使者携带三百道告身去六胡州换马,可以说是非常社会了,折算折算,这三百道告身可是能平白得来几千匹骏马啊!(所以陈大导演,你把玄宗皇帝弄得那么猥琐,和解放前北平城遛鸟的二大爷似的,你的良心不会痛吗?)
如此带买带骗几年,仗内闲厩的马匹迅速达到数万之多,真的可以说是“兵强马壮”!
随后也就是说,禁军仗内闲厩里的马,绝大多数是皇帝弄来的胡马,而非河陇监牧进奉来的国马。所以就此唐朝的马政发生深刻的变化。
唐初,牧马的是太仆寺河陇四十八监,宫廷里掌饲马匹的机构则是尚乘局。
到了玄宗时期,则是这样的,太仆寺河陇四十八监依旧在牧马,由群牧使执掌,不过所牧养出来的国马大多供给边军,或送入仗内闲厩充当南衙仗马;而北衙禁军有自己独立的仗外闲厩,所用的马也大多是购买来的胡马。
至于尚乘局,早就凉了。
那么管理仗外闲厩的职务是什么呢?
答案就是,前期为闲厩使充当,所以武后到玄宗时期的诸位皇帝,无不重视闲厩使的人选。
可到了后来则为“内飞龙使”担当,全称“内飞龙闲厩使”,后来直接简化为飞龙使。
内飞龙使的使职名字源自“内飞龙厩”,其由武后设立,位于北玄武门,又称“禁马骥院”。玄武门正是禁军宿卫处,飞龙厩便是饲养他们战马的场所,共分左飞、右飞(飞骑即羽林)、左万、右万(即万骑禁军)四闲,及东南内、西北内二厩(内即是禁宫之意)。
飞龙使由宦官充当,正如上文所说,皇帝总是希望最信任的人掌管禁军所乘马的仗外闲厩。
肃、代时期,炙手可热的大宦官李辅国、程元振无不担当飞龙使。
若是到了本位面历史的后来,宦官不但垄断所有禁马,又担当了神策军中尉,后来更是担当枢密使可以入“延英召对”,也就意味禁军、禁马、朝政全归“北司”宦官集团控制,完全可操纵皇位的废立,通常所说的“宦官专权”也就由此而来的(其实宦官虽然专权,但并不会对皇权造成实质性威胁,这点就不多谈了)。
仗外闲厩的事理清楚了,那么便回到高岳奏疏的“八马坊”上来。
高岳在奏疏里说得很明白,唐玄宗大买胡马,可京城禁苑也就那么大块地方,数万匹马在那里,光是栓系饲养还好解决,但马是要跑动的,需要很大的场地,时间长了就觉得禁苑根本不够用的,再加上马要吃大量的饲料、草料,主要靠京畿地方以“草税”形式供应,很快把京畿给吃空了。
玄宗只能下令,一是将部分仗外闲厩的禁马送到边军去增加他们战斗力,二是要求河陇监牧停止再贡马(朕养胡马都够呛,你们国马就别来凑热闹),最后他还接受了个办法:
那就是在京畿与河陇间的凤翔、泾州、邠州、宁州设置了八处马坊,即《新唐书》里所说的保乐、甘露、南普润、北普润、岐阳、太平、宜禄、安定(有的史料里叫七马坊,是把南北普润合一了),共设田一千二百三十顷,称为“马坊田”——种植马匹所需的作物,然后把禁马送到这里来放牧、饲养,宫苑内只留足够禁军骑乘所需数量即可。
所以实际上河陇监牧是养马送给仗内闲厩的,属太仆寺系统。
而八马坊则是接纳仗外闲厩送来的禁马的,属闲厩使(飞龙使)系统。
两者实则是井水、河水关系,系统职能不同,地点也不同,唐朝皇帝怎可能将好不容易弄来的禁马交给外廷人呢?宋儒们写书时张冠李戴犯了错误,这群在此时代最受尊重的读书人主政,能搞好马政才有鬼了,连前一个朝代的基本概念都分不清楚。
安史之乱后,不管是监牧还是马坊,都废掉了。
河陇全丢给西蕃了,而八马坊所在的州郡也是多年杀来杀去,也没人有心思安心放养禁马。
很多原来的马坊押官、掌闲人,都沦为马贼,为害一方。
这时高岳上疏,要回复昔日的“八马坊”制度,不过他有所变化,要求在陇州的汧阳(韦皋)、凤翔的普润(神策军张巨济)、泾州的灵台(我自己)、邠州的宜禄长武城(李怀光)这些地方,先恢复个“四马坊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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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而在绵延而激烈的斗争当中,禁军(内军,保卫宫城)的力量是越来越膨胀,而基于府兵制的南衙十二卫(外军,保卫皇城)迅速名存实亡化,谁拥有了禁军支持,谁就能在血泊里笑到最后。唐的禁军战斗力,当然是建立在战马上的,所谓飞骑、万骑是也。所以渐渐的,南衙十二卫的“仗马”豢养于“仗内闲厩”里,武后到玄宗时期,禁军的战马则豢养于“仗外闲厩”里,仗内和仗外开始泾渭分明。
闲厩,就是皇室饲马之所。
禁军强大后,皇帝就明白掌握“仗外闲厩”就是掌握禁军的关键,禁军是驻屯在宫廷禁苑里的,故而“仗外闲厩”也始终位于宫内,由皇帝最信任的心腹执掌;“仗内闲厩”备受冷落,饲马的地方也一直在宫外的“跸骝马坊”,慢慢沦为摆设。
也就是仗外闲厩实则在宫内,仗内闲厩反倒在宫外,千万不要被它俩的名字迷惑了。
众所知之唐玄宗之所以能夺取皇位,自然也是得到万骑禁军的支持。他对禁军的宠爱是毋庸置疑的。
宠爱的一个重要表现,就是购买大量胡马,充入“仗外闲厩”里。
为什么要买胡马,而不用河陇监牧的国马呢?
玄宗表面的解释其实有点遮掩,他说国马的数量不足,只能买胡马来补充。可认真起来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,河陇的国马在开元年间尚有二十多万匹,怎么也够供给禁军的吧?
其实原因很简单,胡马毕竟比国马要优秀,就像汉武帝那时候最好的马还是大宛马一个道理。
最好的马,当然要给禁军用!
玄宗是怎么买胡马的呢?除去用布帛外,还狂发给六胡州(同样在河曲,那里居住的大多是九姓胡)“空名告身”,称谁给马三十匹就授游击将军的告身,曾一次性叫使者携带三百道告身去六胡州换马,可以说是非常社会了,折算折算,这三百道告身可是能平白得来几千匹骏马啊!(所以陈大导演,你把玄宗皇帝弄得那么猥琐,和解放前北平城遛鸟的二大爷似的,你的良心不会痛吗?)
如此带买带骗几年,仗内闲厩的马匹迅速达到数万之多,真的可以说是“兵强马壮”!
随后也就是说,禁军仗内闲厩里的马,绝大多数是皇帝弄来的胡马,而非河陇监牧进奉来的国马。所以就此唐朝的马政发生深刻的变化。
唐初,牧马的是太仆寺河陇四十八监,宫廷里掌饲马匹的机构则是尚乘局。
到了玄宗时期,则是这样的,太仆寺河陇四十八监依旧在牧马,由群牧使执掌,不过所牧养出来的国马大多供给边军,或送入仗内闲厩充当南衙仗马;而北衙禁军有自己独立的仗外闲厩,所用的马也大多是购买来的胡马。
至于尚乘局,早就凉了。
那么管理仗外闲厩的职务是什么呢?
答案就是,前期为闲厩使充当,所以武后到玄宗时期的诸位皇帝,无不重视闲厩使的人选。
可到了后来则为“内飞龙使”担当,全称“内飞龙闲厩使”,后来直接简化为飞龙使。
内飞龙使的使职名字源自“内飞龙厩”,其由武后设立,位于北玄武门,又称“禁马骥院”。玄武门正是禁军宿卫处,飞龙厩便是饲养他们战马的场所,共分左飞、右飞(飞骑即羽林)、左万、右万(即万骑禁军)四闲,及东南内、西北内二厩(内即是禁宫之意)。
飞龙使由宦官充当,正如上文所说,皇帝总是希望最信任的人掌管禁军所乘马的仗外闲厩。
肃、代时期,炙手可热的大宦官李辅国、程元振无不担当飞龙使。
若是到了本位面历史的后来,宦官不但垄断所有禁马,又担当了神策军中尉,后来更是担当枢密使可以入“延英召对”,也就意味禁军、禁马、朝政全归“北司”宦官集团控制,完全可操纵皇位的废立,通常所说的“宦官专权”也就由此而来的(其实宦官虽然专权,但并不会对皇权造成实质性威胁,这点就不多谈了)。
仗外闲厩的事理清楚了,那么便回到高岳奏疏的“八马坊”上来。
高岳在奏疏里说得很明白,唐玄宗大买胡马,可京城禁苑也就那么大块地方,数万匹马在那里,光是栓系饲养还好解决,但马是要跑动的,需要很大的场地,时间长了就觉得禁苑根本不够用的,再加上马要吃大量的饲料、草料,主要靠京畿地方以“草税”形式供应,很快把京畿给吃空了。
玄宗只能下令,一是将部分仗外闲厩的禁马送到边军去增加他们战斗力,二是要求河陇监牧停止再贡马(朕养胡马都够呛,你们国马就别来凑热闹),最后他还接受了个办法:
那就是在京畿与河陇间的凤翔、泾州、邠州、宁州设置了八处马坊,即《新唐书》里所说的保乐、甘露、南普润、北普润、岐阳、太平、宜禄、安定(有的史料里叫七马坊,是把南北普润合一了),共设田一千二百三十顷,称为“马坊田”——种植马匹所需的作物,然后把禁马送到这里来放牧、饲养,宫苑内只留足够禁军骑乘所需数量即可。
所以实际上河陇监牧是养马送给仗内闲厩的,属太仆寺系统。
而八马坊则是接纳仗外闲厩送来的禁马的,属闲厩使(飞龙使)系统。
两者实则是井水、河水关系,系统职能不同,地点也不同,唐朝皇帝怎可能将好不容易弄来的禁马交给外廷人呢?宋儒们写书时张冠李戴犯了错误,这群在此时代最受尊重的读书人主政,能搞好马政才有鬼了,连前一个朝代的基本概念都分不清楚。
安史之乱后,不管是监牧还是马坊,都废掉了。
河陇全丢给西蕃了,而八马坊所在的州郡也是多年杀来杀去,也没人有心思安心放养禁马。
很多原来的马坊押官、掌闲人,都沦为马贼,为害一方。
这时高岳上疏,要回复昔日的“八马坊”制度,不过他有所变化,要求在陇州的汧阳(韦皋)、凤翔的普润(神策军张巨济)、泾州的灵台(我自己)、邠州的宜禄长武城(李怀光)这些地方,先恢复个“四马坊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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