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.盐法大败坏
只见李元平说了句话,即“以盐代兵,紊乱盐法,困弊朝廷”。
夏六月,大明宫紫宸殿西耳室,白喇喇的雷电轰鸣里,豪雨万千条直线倾泻而下,雨水汇聚起来,顺着翘起的檐角而下,白玉勾栏处伸出的螭首微微昂起,水不断从它口中排出,灌入到翻腾的龙首渠中。
高岳脸色不安地站在耳室的础柱边侧,感受着外面的风雨咆哮。
就在下雨前,阳光还非常明朗时,义阳的几位奴仆在宫门前找到他,告诉自己,义阳(实则灵虚)刚刚诞下个男孩,得名“王承岳”。
灵虚永远是个说到做到的人。
高岳也只能接受自家儿子姓了王这个事实。
而耳室的中央,皇帝则雷霆震怒,他前面的长案上摆着些货物。
这些都是扬子巡院的盐铁兼江淮转运使张滂,以“盐利”的名目,刚刚送到京师来的。
三司当中的盐铁司,最重要的任务便是将东南的盐利转输到朝廷里来。
代宗皇帝的大历年间,盐利就是居天下赋税的一半,朝廷极度倚重。
可今年,皇帝看到所谓的“盐利”,却彻底发飙了。
只见他怒气冲冲捻起个玳瑁,“这就是张滂送来的所谓折纳过的轻货,簿子上居然标价,一个要四贯钱!”
随后皇帝又拿起个小小的漆器,好像是个碗,对在场的高岳、陆贽、贾耽和董晋咆哮,“这个漆器,一个算一贯钱。”
最让皇帝暴走的是,长案上堆着卷粗劣的土绢,这样的货色居然一匹算得两贯两百钱——皇帝爆发神力,在极度愤怒下竟然把土绢布给撕得粉碎。
清脆的响声,顿时回荡在殿内。
大家都晓得皇帝是真的真的,非常生气。
董晋直接不敢作声,倒是陆贽上前说:“此乃张滂以虚数欺罔君上。”
听到这话,皇帝也无奈地点点头,接着坐在绳床上,有气无力地对各位说,比部和御史台核查出来实际的盐利了,今年才一百九十万贯,比往年足足少了八十万贯。
听到这个数目,各位执政大臣莫不吃惊。
这缩水得也太厉害了!
高岳这时开口说话:“昔日晏相在东南施行的盐法,而今被关东各方镇给彻底败坏了。此事真的不关盐铁转运使张滂的责任,他想必也是无计可施的。”
言毕,高岳将地板上撕碎的土绢拾起,对在场的人说,这种布纹我识得,就是淮西镇自己织出来的玩意儿。
另外高岳还得出个判断:此次盐法大坏,盐利锐减,背后还有魏博和淄青的黑手,及东南各位盐商、官吏的捣鬼。
皇帝将手抬起,示意高岳给各位大臣当面“抽丝剥茧”。
于是高岳便说起来。
这些事项,刘晏、萧乂都详细回复过他,故而他对大唐的盐法问题认知还是很深刻的,自然不难识破李元平的花招。
“现在我唐在东南的盐法出现了怪现象,那便是榷盐价为三百五十文,市面价却只为二百文,可盐商还在其中牟取极大暴利,诸公可能感到奇怪,为什么盐商买盐的价钱远远高于卖盐的价钱,还能有这么大的利润?”
没错,高岳而后指出,这便是“虚估法”变质后的恶果。
盐利这东西是怎么来的?说穿了,就是国家强制地将这种自然资源搞成专卖制,老百姓要吃盐,就不得不掏钱给国家,如此构成了古代最重要的间接税。
流程大约是这样的,国家设立院、监、场、亭等机构,把盐的生产、贩售、运输、储藏的环节都包揽下来。盐这种东西,和田地出产的粮食不同,种粮食的成本其实是很高的,人力、畜力、水力、种子、肥料等等,盐要什么呢?海里湖里应有尽有,最多费个熬制成本,七算八算,唐朝一斗盐的成本(也就是所谓的盐本)是七文钱,再加上运输的脚力钱,平均下来也就十文的本钱,唐朝每年海盐产量,光是东南一地,就有六百多万石之巨。
物以稀为贵吗?不存在的,盐利是完全脱离市场规律存在的,就好像现在的房价一样(这条删除)。
可当盐从亭到了场榷卖时,一斗盐的榷价,就变成了一百一十文钱,一下飞腾了足足十一倍。
盐商们就按照榷场价,从国家手里以每斗一百一十文的价格把盐给买下来,你必须从榷场买,不然就是“私盐贩子”,抓住要砍头的。
然后盐商就把盐转到市场卖给老百姓,每斗两百钱,盐商在中间赚了九十文钱,政府则是一百文钱,总之就是官商分吃老百姓的。
大历年间朝廷财政困难,什么都贵,特别是西北的边军每年春冬季节都要衣赐,可原本的衣料主产地,河朔割据了,河南则被战争摧残得七零八落,朝廷的布帛衣料继续要依仗东南——当时主掌国计的刘晏就搞了个虚估法来,规定盐商在买盐时,一半用钱来支付,一半必须用布帛来支付,为了提高盐商给布帛的积极性,刘晏便说,布帛价钱固定为一匹四贯钱,而后用布帛换盐,每一贯钱再往上抬二百钱。
中间的计算公式不难,但有点繁琐,简单地说,就是盐商用布帛买盐时,拿出一匹布来,就能赚取八百文钱。
这样盐商除去榷买和市卖间,每斗盐固定赚取九十文钱外,还可从虚估法里赚取一部分,盐商肥起来了;
朝廷呢,更是一本万利赚翻了,刘晏时代,每年盐利号称有六百万贯;
对老百姓来说,虽然是绝对无疑的被盘剥阶层,可每斗二百文的价钱,也不算太贵,还能保证自己的食盐摄入量。
不过应清楚地看到,刘晏这六百万贯的盐利并非纯乎是钱,按照虚估法,一半即三百万贯是钱或者轻货,另一半三百万贯则是布帛,按照大历年间的物价,应是三百万除四(一匹布四贯)即七十五万匹。
这七十五万匹布帛,就拿来赐给西北的边军,和防秋的关东方镇兵,有效地增强了唐朝在最危机时刻,对西蕃入侵的防御力量。
原本如此持续下去,刘晏的盐法对朝廷、盐商和百姓三者都是合意的,可谓最完美的均衡。
那么为什么时至今日,军国用度的支柱盐利,居然沦为皇帝眼前这堆土绢、玳瑁、漆器这样的货色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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夏六月,大明宫紫宸殿西耳室,白喇喇的雷电轰鸣里,豪雨万千条直线倾泻而下,雨水汇聚起来,顺着翘起的檐角而下,白玉勾栏处伸出的螭首微微昂起,水不断从它口中排出,灌入到翻腾的龙首渠中。
高岳脸色不安地站在耳室的础柱边侧,感受着外面的风雨咆哮。
就在下雨前,阳光还非常明朗时,义阳的几位奴仆在宫门前找到他,告诉自己,义阳(实则灵虚)刚刚诞下个男孩,得名“王承岳”。
灵虚永远是个说到做到的人。
高岳也只能接受自家儿子姓了王这个事实。
而耳室的中央,皇帝则雷霆震怒,他前面的长案上摆着些货物。
这些都是扬子巡院的盐铁兼江淮转运使张滂,以“盐利”的名目,刚刚送到京师来的。
三司当中的盐铁司,最重要的任务便是将东南的盐利转输到朝廷里来。
代宗皇帝的大历年间,盐利就是居天下赋税的一半,朝廷极度倚重。
可今年,皇帝看到所谓的“盐利”,却彻底发飙了。
只见他怒气冲冲捻起个玳瑁,“这就是张滂送来的所谓折纳过的轻货,簿子上居然标价,一个要四贯钱!”
随后皇帝又拿起个小小的漆器,好像是个碗,对在场的高岳、陆贽、贾耽和董晋咆哮,“这个漆器,一个算一贯钱。”
最让皇帝暴走的是,长案上堆着卷粗劣的土绢,这样的货色居然一匹算得两贯两百钱——皇帝爆发神力,在极度愤怒下竟然把土绢布给撕得粉碎。
清脆的响声,顿时回荡在殿内。
大家都晓得皇帝是真的真的,非常生气。
董晋直接不敢作声,倒是陆贽上前说:“此乃张滂以虚数欺罔君上。”
听到这话,皇帝也无奈地点点头,接着坐在绳床上,有气无力地对各位说,比部和御史台核查出来实际的盐利了,今年才一百九十万贯,比往年足足少了八十万贯。
听到这个数目,各位执政大臣莫不吃惊。
这缩水得也太厉害了!
高岳这时开口说话:“昔日晏相在东南施行的盐法,而今被关东各方镇给彻底败坏了。此事真的不关盐铁转运使张滂的责任,他想必也是无计可施的。”
言毕,高岳将地板上撕碎的土绢拾起,对在场的人说,这种布纹我识得,就是淮西镇自己织出来的玩意儿。
另外高岳还得出个判断:此次盐法大坏,盐利锐减,背后还有魏博和淄青的黑手,及东南各位盐商、官吏的捣鬼。
皇帝将手抬起,示意高岳给各位大臣当面“抽丝剥茧”。
于是高岳便说起来。
这些事项,刘晏、萧乂都详细回复过他,故而他对大唐的盐法问题认知还是很深刻的,自然不难识破李元平的花招。
“现在我唐在东南的盐法出现了怪现象,那便是榷盐价为三百五十文,市面价却只为二百文,可盐商还在其中牟取极大暴利,诸公可能感到奇怪,为什么盐商买盐的价钱远远高于卖盐的价钱,还能有这么大的利润?”
没错,高岳而后指出,这便是“虚估法”变质后的恶果。
盐利这东西是怎么来的?说穿了,就是国家强制地将这种自然资源搞成专卖制,老百姓要吃盐,就不得不掏钱给国家,如此构成了古代最重要的间接税。
流程大约是这样的,国家设立院、监、场、亭等机构,把盐的生产、贩售、运输、储藏的环节都包揽下来。盐这种东西,和田地出产的粮食不同,种粮食的成本其实是很高的,人力、畜力、水力、种子、肥料等等,盐要什么呢?海里湖里应有尽有,最多费个熬制成本,七算八算,唐朝一斗盐的成本(也就是所谓的盐本)是七文钱,再加上运输的脚力钱,平均下来也就十文的本钱,唐朝每年海盐产量,光是东南一地,就有六百多万石之巨。
物以稀为贵吗?不存在的,盐利是完全脱离市场规律存在的,就好像现在的房价一样(这条删除)。
可当盐从亭到了场榷卖时,一斗盐的榷价,就变成了一百一十文钱,一下飞腾了足足十一倍。
盐商们就按照榷场价,从国家手里以每斗一百一十文的价格把盐给买下来,你必须从榷场买,不然就是“私盐贩子”,抓住要砍头的。
然后盐商就把盐转到市场卖给老百姓,每斗两百钱,盐商在中间赚了九十文钱,政府则是一百文钱,总之就是官商分吃老百姓的。
大历年间朝廷财政困难,什么都贵,特别是西北的边军每年春冬季节都要衣赐,可原本的衣料主产地,河朔割据了,河南则被战争摧残得七零八落,朝廷的布帛衣料继续要依仗东南——当时主掌国计的刘晏就搞了个虚估法来,规定盐商在买盐时,一半用钱来支付,一半必须用布帛来支付,为了提高盐商给布帛的积极性,刘晏便说,布帛价钱固定为一匹四贯钱,而后用布帛换盐,每一贯钱再往上抬二百钱。
中间的计算公式不难,但有点繁琐,简单地说,就是盐商用布帛买盐时,拿出一匹布来,就能赚取八百文钱。
这样盐商除去榷买和市卖间,每斗盐固定赚取九十文钱外,还可从虚估法里赚取一部分,盐商肥起来了;
朝廷呢,更是一本万利赚翻了,刘晏时代,每年盐利号称有六百万贯;
对老百姓来说,虽然是绝对无疑的被盘剥阶层,可每斗二百文的价钱,也不算太贵,还能保证自己的食盐摄入量。
不过应清楚地看到,刘晏这六百万贯的盐利并非纯乎是钱,按照虚估法,一半即三百万贯是钱或者轻货,另一半三百万贯则是布帛,按照大历年间的物价,应是三百万除四(一匹布四贯)即七十五万匹。
这七十五万匹布帛,就拿来赐给西北的边军,和防秋的关东方镇兵,有效地增强了唐朝在最危机时刻,对西蕃入侵的防御力量。
原本如此持续下去,刘晏的盐法对朝廷、盐商和百姓三者都是合意的,可谓最完美的均衡。
那么为什么时至今日,军国用度的支柱盐利,居然沦为皇帝眼前这堆土绢、玳瑁、漆器这样的货色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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